從北魏時期的工匠匯聚，到如今全球游客紛至沓來，云岡石窟始終是文明交流互鑒的見證者。

　　初春的山西大同，武周山南麓的云岡石窟景區(qū)內，英語、法語、日語交織，人聲此起彼伏。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駐足在第20窟露天大佛前，仰望著這尊高約13.7米的北魏佛像，在社交媒體發(fā)布與千年佛像的合影。

　　來自美國的自媒體博主Lisa用6期視頻講述云岡石窟的文化內涵，從手印到“二佛并坐”，她把云岡石窟蘊藏的文化密碼一一解讀，在社交平臺獲得關注。得益于中國對50多個國家旅客實施的240小時過境免簽政策，這座入選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的石窟，正成為外國游客來華的“打卡地”。

　　2025年，云岡石窟接待游客量達528萬人次，創(chuàng)歷史新高。其中，有來自100多個國家和地區(qū)的4萬多名外籍游客到此參觀。景區(qū)內，外文講解、英文標牌、境外銀行卡受理設備等服務設施一應俱全，不少工作人員已能熟練為全球游客提供咨詢服務。

　　時光倒流1500年——公元5世紀中葉，大同武周山同樣回蕩著各種語言的交流聲。那是來自河西涼州、西域諸國乃至中亞腹地的工匠們，正在砂巖崖壁上揮錘鑿石。

　　太延五年(439年)，北魏太武帝平定北涼，俘掠涼州僧徒三千人、宗族吏民三萬戶遷至平城(今大同)，“沙門佛事皆俱東，象教彌增矣”。這批來自涼州的工匠——既有漢族，也有西域各民族，成為開鑿云岡石窟的核心力量。

　　和平初年(460年)，高僧曇曜奉文成帝之命，“鑿山石壁，開窟五所，鐫建佛像各一”，這便是著名的“曇曜五窟”(第16至20窟)。此后，這項由皇室主導的國家工程延續(xù)了近半個世紀，東西綿延約1公里，鑿出254個大小洞窟、5.9萬余尊造像。

　　徙自涼州的高僧師賢、曇曜等人，融合犍陀羅藝術、秣菟羅藝術與漢地傳統(tǒng)，開啟了云岡的雕鑿。

　　“云岡石窟是中外文化、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、佛教藝術與石刻藝術相融合的一座文化藝術寶庫。”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君這樣定義云岡石窟的意義。

　　2001年，當云岡石窟被列入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《世界遺產名錄》時，它被評價為“中國佛教藝術發(fā)展史的第一個巔峰”，其在“受到南亞和中亞佛教石窟藝術影響”的同時，又帶有了鮮明的“中國特色和當地精神”。

　　山西大同大學文學院教授彭栓紅接受專訪時，以大量細節(jié)印證了這一交融。

　　造像題記中藏著各民族交融的密碼。第18窟窟門西壁的《大茹茹可敦造像記》，“茹茹”即柔然，“可敦”意為皇后，是北魏與周邊各民族交流的見證。第13窟南壁西側的遼代銘刻中，同時出現(xiàn)漢姓“張”和契丹國姓“耶律”，印證了遼代民族融合的史實。

　　窟龕形狀上，早期曇曜五窟的平面橢圓形、穹窿頂，滲透著鮮卑民族早期游牧生活的印記；中期以后，仿漢族廡殿頂、屋形龕大量出現(xiàn)，甚至出現(xiàn)屋隴頂下設穹廬頂的復式結構——典型的游牧文化與農耕定居文化的融合。

　　外來元素比比皆是：第9、10窟出現(xiàn)仿羅馬柱、古希臘式愛奧尼亞柱；第8窟露齒菩薩戴波斯薩珊王朝風格的日月寶冠；而第12窟的波斯獅形柱頭、第8窟摩醯首羅天手中的葡萄——可能是中國佛教石窟中表現(xiàn)葡萄的最早圖像。

　　“云岡石窟人物造像不排除有外國工匠參與雕鑿。”彭栓紅說，1500年前，這里本就是一個“國際化工坊”。

　　從北魏時期的工匠匯聚，到如今全球游客紛至沓來，云岡石窟始終是文明交流互鑒的見證者。正如云岡研究院院長杭侃所言，云岡研究院正通過數字化保護、3D打印復制石窟、多語種線上互動項目，“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講解石窟雕刻藝術的起源”。而李君則認為，云岡石窟研究以梳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脈絡為落腳點，這座文化遺存也是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載體。

　　胡健

　　(“統(tǒng)戰(zhàn)新語”微信公眾號)